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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澳大灣區駛入“快車道” 科技創新領跑全國

2019年的粵港澳大灣區,一直在“看齊‘硅谷’,對標舊金山灣區”的目標下努力前行。那么,2020年乃至下個10年的粵港澳大灣區,又將有怎樣的表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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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周刊》 記者 羅赟︱廣東報道

(本文刊發于《中國經濟周刊》2020年第1期)

p72-《中國經濟周刊》首席攝影記者 肖翊 攝

《中國經濟周刊》首席攝影記者 肖翊 攝

從礦業城市到鐵路城市,再到科技灣區,舊金山灣區歷經3次轉型,才得以悟出灣區經濟發展還是要靠科技創新,而粵港澳大灣區則從規劃之初就被定位為“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際科技創新中心”。

《粵港澳大灣區協同創新發展報告(2019)》顯示,近5年來,該區域發明專利總量已位列世界四大灣區之首。

可以說,2019年的粵港澳大灣區,一直在“看齊‘硅谷’,對標舊金山灣區”的目標下努力前行。那么,2020年乃至下個10年的粵港澳大灣區,又將有怎樣的表現呢?

原始創新能力獨占鰲頭

突破行政區劃的“灣區企業”成趨勢

2019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指出,粵港澳大灣區的戰略定位為“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際科技創新中心”。

自此,粵港澳大灣區開啟了看齊“硅谷”,對標舊金山灣區的發展進程。

由于工業發展較早,經濟發達,擁有商業配套較為完善的城市群,粵港澳大灣區的人口稠密,2019年前三季GDP總額超8萬億元。

在這里,不僅有支撐制造業上下游聯動的“世界工廠”和連通全球的采購中心,也有百年傳統企業“巨無霸”,還有在首創能力上成績突出的獨角獸公司,更有江門高新產業新城、惠州潼湖科技小鎮、佛山機器人小鎮等科創產業集聚區。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城市化研究所所長曾真指出,相比起中國其他城市群的科研發展主要依靠國家戰略與規劃,粵港澳大灣區在科技創新領域的進展更多是市場主導的結果,更具靈活性與針對性。因此,粵港澳大灣區在我國科技創新發展領域一直處于領跑狀態。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研究智庫分析稱,經過十幾年來產業結構的調整和科研的傾斜,大灣區企業已在原始創新能力上獨占鰲頭。從研發主體來看,深圳工業企業自主創新投入占比接近九成,廣州企業類研發投入占比64%。以國際專利數量為例,全國十強城市中大灣區占四席,集中在頭部企業,如華為、中興等。

廣州地理研究所學術委員會委員、人文地理與區域發展研究部主任葉玉瑤認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的最大優勢就是巨大的市場優勢。

葉玉瑤提到,對比全球另外三大灣區——紐約灣區、舊金山灣區和東京灣區,粵港澳大灣區的人口規模、港口和機場吞吐量遠遠超出其他3個灣區,經濟總量超過舊金山灣區,與紐約灣區和東京灣區差距不大,這都意味著這個區域巨大的市場潛力。而且,這個市場是外向的,既有面向中國內地的廣闊腹地,也有面向東南亞、面向全世界的市場。

基于廣闊并持續變化的市場需求,粵港澳大灣區還分布著多個高新技術開發區、創新走廊等,如廣州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深圳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珠海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東莞松山湖科技產業園區、佛山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粵澳合作中醫藥科技產業園等。其中,2018年擴容的“廣深港澳”科技創新走廊(涉及廣州、深圳、東莞、香港和澳門)已成為推動大灣區創新驅動的強勁“新引擎”。這些高新技術產業集聚區的發展不僅能夠為企業提供技術支撐,亦有益于人才、資本、信息、技術等創新要素的跨境流動和區域融通。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公共經濟研究所副所長汪云興表示,粵港澳大灣區內的創新中心較多,且分布廣,使得該區域內的企業已經在往跨城區企業發展,突破城市行政區劃邊界的“灣區企業”將成為趨勢。

華為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2019年8月9日,華為正式發布鴻蒙OS,是在東莞松山湖的華為終端總部,而不是在深圳。

近年來,深圳新增用地供應面積逐年下滑,成本也逐漸攀升,相較之下,東莞的優勢慢慢凸顯,產業環境、政策、產業鏈等配套發展的不斷完善,使得松山湖成為華為跨城布局大灣區的選擇。

早在2012年5月份,松山湖與華為投資控股有限公司就簽訂項目投資協議,設立華為終端總部。如今,華為終端項目位于松山湖南部,其南方工廠位于松山湖北部,松山湖內還分布著華為臺灣科技園南部學校、華為人才房等項目,除此之外,一批產業鏈上下游廠商也來到了這里。

“企業一般會將管理中心、金融中心放在一二線城市,研發中心和制造中心放在資源優勢較好的其他城市,與上下游企業也會有更加緊密的合作。”汪云興表示,未來,這種趨勢會更加明顯。

協同發展催生“都市圈”布局模式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研究智庫發布的《2019粵港澳大灣區經濟發展藍皮書》中提到,從支柱產業維度看,粵港澳大灣區已形成了圍繞電子信息產業的高端制造集群,內部工業門類完備,具有較強的產業互補性。

因此,“灣區企業”發展走向深化,“灣區產業”形成的同時,結合產業轉移的能動性又催生了“都市圈”發展模式。

近年來,隨著深圳產業的不斷升級,東莞引進了大批有實力的深圳企業,承接了大量科技研發成果的制造,惠州則長期承接香港、深圳的產業轉移,城市之間實現了產業的銜接轉移,為“都市圈”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曾真提到,目前,深圳正在聯動東莞和惠州進行“都市圈”規劃,進行一體化發展,企業擴張乃至整條產業鏈轉向以“都市圈”的功能分區來規劃和布局。

“過去,深圳因地理區位與香港形成聯動發展優勢,未來,它將主要作為研發總部和管理基地,研發中心和制造中心向周邊城市轉移,東莞和惠州因地理位置上的鄰近和本身的制造業優勢成為深圳產業轉移的重要地區。” 曾真說。

除了深圳、東莞和惠州正在謀求的一體化發展,廣州與佛山的同城化進程也在加快,廣州對周邊城市的聯動表現得更為積極。

據廣州日報數據和數字化研究院(GDI智庫)《廣佛同城發展報告(2019)》數據,從2014年至2018年,廣佛兩地合作專利總數為1329件,占廣州的專利總數比重0.41%和跨市合作專利比重17.67%,占佛山的專利總數比重0.69%和跨市合作專利比重68.10%,顯示佛山與廣州在專利合作方面具備良好基礎。

2019年是廣州與佛山同城化發展的第十年,廣佛融合也進入了新的階段。其中,廣佛融合先導區的佛山部分——三龍灣高端創新集聚區,集聚著美的庫卡、博智林機器人谷、大疆無人機等一批有影響力的產業項目和以季華實驗室為龍頭的科創資源,主攻智能制造和科創成果落地轉化,未來將與廣州南站片區的現代服務業優勢互補、錯位發展。而在“產業飛地”上,三龍灣將依托機器人谷、三山片區兩個項目,通過聯合規劃,讓項目與廣州產業用地結合起來,實現兩地產業的協同發展。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研究智庫分析認為,廣州為服務經濟型城市,佛山為制造導向型城市,兩者具有很好的錯位發展機遇。例如,廣州可作為佛山的科創研發基地、金融支持中心、商貿中心等,而佛山可以借此升級自身制造業,同時積極發展成為廣州的制造中心。而作為廣州“后花園”的肇慶近10年來主要承接廣佛的產業轉移,未來可加大對廣佛的融入。

不管是“灣區企業”的發展還是“灣區產業”的形成,都是協同發展帶動的結果,“都市圈”規劃作為一種新的布局模式正在出現,生產要素的流動也變得更加頻繁,而后者又進一步加強了“都市圈”的集聚力。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董事局主席、嶺南大學前校長、前海創新研究院前院長陳耀坤教授表示,未來大灣區內城市之間會進一步深入合作,讓大灣區成為一個共同的市場,不單單是貨品服務的流通,還有生產要素的流通,包括資金和人才的完全自由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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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是主陣地 但值得關注的絕不止深圳

雖然,粵港澳大灣區共有20家世界500強企業、33家獨角獸企業,在創新生態環境、營商環境方面表現突出。但是,其與舊金山灣區相比還有一定差距。

據GDI智庫發布的《粵港澳大灣區協同創新發展報告(2019)》顯示,2014—2018年粵港澳大灣區的發明專利總量逐年上升,已超紐約灣區、舊金山灣區和東京灣區,位列世界四大灣區之首。不過,施引專利(指專利被引用的次數,被引次數高的專利代表專利質量高)數量不及其他灣區,而以硅谷為中心的舊金山灣區發明專利施引量與發明專利數的比值(4.35)在四大灣區中最高,發明專利質量在四大灣區中排第一位。

此外,2018年粵港澳大灣區GDP總量為1.64萬億美元,雖然超過了0.83萬億美元的舊金山灣區,但在第三產業比重、人均GDP和每平方公里GDP產出上仍遠低于世界其他三大灣區。

曾真認為,目前來看,粵港澳大灣區與舊金山灣區在發展水平上的確有距離,但是,未來的8到15年內,這種差距會逐步縮小。尤其是被定位為“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后,深圳又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肩負起作為主陣地建設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的任務,這將使其科技創新發展的速度和質量進一步提升。

近年來,深圳通過聚焦大裝置、高平臺、新產業,各類創新平臺建設都取得了新進展,獲批牽頭建設鵬城實驗室、深圳灣實驗室,與廣州平行建設人工智能與數字經濟廣東省實驗室(深圳)。

據深圳市科學技術獎勵大會發布的數據顯示,2019年1—11月,深圳市高新技術產業產值23878.48億元,同比增長10.41%,高新技術產業增加值8190.14億元,同比增長11.52%,PCT國際專利申請量常年保持在全國的34.8%以上、連續16年居全國城市首位,深圳國家高新區排名穩居全國第2位。

科技創新的提質提速疊加深中通道(連接廣東省深圳市和中山市的大橋)的建設,深圳自身的重要性和對周邊城市的輻射作用將更為突出。

“2020年,我們要更關注深圳及其周邊城市的發展,深圳將以研發和生產性服務為主,周邊的東莞和惠州等城市將形成高端制造業的集聚。”曾真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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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第1期《中國經濟周刊》封面

2020年第1期《中國經濟周刊》封面

(編輯:呂江濤 )
(發布編輯:崔曉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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